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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时代活动策划飞速的危机公关

    [作者:成都活动策划公司  时间:2017-06-13  阅读:次]
           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如果还不能冷静应对,无法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无法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难免就会在信息传播的大潮中处处被动。

      在由互联网所带来的“微博时代”里,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如果广大党员干部未能及时更新信息传播学知识,难免会导致在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热点新闻事件,就会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根据自媒体的特征研究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自媒体是一个混沌系统,其传播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循环过程,其结局具有不可预测性。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主流媒体”的影响逐渐变弱,人们不再接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每一个人都在独立获得资讯,并对事物做出判断。

      微博具有核裂变式的传播能量。微博信息的裂变式传播就像核裂变一样,一个重原子的原子核分裂为两个或更多较轻的原子核,在分裂时两到三个自由中子释放出巨大能量。裂变不断地传递,能量也就不断地增加。然而,微博信息的裂变式传播包含正负两方面的传播,我们通常把不好的、坏的、消极的信息称之为“负面信息”,把虚假的或经过“加工改造”的信息裂变式传播称为“负裂变”传播。与之相对应的是“正裂变”,也就是正面信息在传播中的裂变过程。有报道称,全球网民转发负面倾向信息的比例为40%,中国是62%。中国有一句谚语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正面消息的传播通常需要庞大的推动力,需要消耗极大的外力,但微博的最大特点就是“坏事传千里”,其传播速度之快令其他新媒体望尘莫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认为,网友潜意识地“看热闹”,实则体现了社会规范在社会转型期的失序。当海量信息汹涌而来,博友当然更愿意分享、转发那些被精致“包装”的信息。面对假信息,有的网友将问题归结到信息的发布者、编辑者和转发者身上,并且大声疾呼“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要自律”。但每个传播节点的博友首先是传播者,他们并不具备媒体人的专业素养,而且这种素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微博平台的经营、管理者理应在其中承担起责任。

        很多事实已经证明,微博传递的信息偏差使不少官员陷于被动的境地。新时代信息传播环境下,信息传播和政府工作息息相关,考验的是政府官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如果还不能冷静应对,无法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无法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难免就会在信息传播的大潮中处处被动。

      2011年6月,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某论坛网友发现了PS处理的痕迹。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并纷纷进行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县政府迅速在新浪开设认证微博,回应“四川会理政府网登领导‘悬浮视察’照”事件,并贴出2张领导考察现场原图。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称赞“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悬浮照”事件让我们看到,参与性在微博的公众围观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与拓展,并且直接介入到了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评价过程中。微博丰富了公共领域功能,也成为政府部门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之外的有益补充。祝华新说:“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砸。”


      因此,政府在应对负面信息传播激发的民意时,应当抱一种理性的公共舆论精神,具备一种深入理解公共舆论的结构与功能的品质。著名的公共舆论研究专家李普曼早就指出,公共舆论来无影去无踪,往往让人无从捉摸。但这不等于说公共舆论没有价值,相反,其价值只有在自身筛选中才会凸显出来。而唯有在构成舆论诸冲突看法的相互碰撞中,方能逐渐浮现出理性或成熟的公共意见。


      面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参政的新情况,一些党员干部常常沿循着一种敌我截然划分的思路来对待不一致意见,总是要教人划分界限、站对阵线,而且将舆论与传统媒体对立。事实上,公共舆论是权力与权利各方,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精英阶层等共同营造的产物,并非某一方或某一群体的专利品。面对来势汹涌的信息传播大潮,广大党员干部既不必大惊小怪,也无须夸大其辞、危言耸听,更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强控,而只有善于规范引导,并不断增强自身的公信力,进而改善优化自身的形象,才是应对新时代信息传播变革的理性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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